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
上海大学 邱仁富
如何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之间的统一关系，需要从整体性的视角入手。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阐述。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许多专家纷纷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解读，提出不同的看法。如何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层内容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统一关系
学术界普遍存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照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来诠释，并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解读思路，甚至是唯一角度。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整体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空间不断得到拓展。
1.“三个层面”研究现状扫描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予了广泛解读。有学者认为，“十八大报告用24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培育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2]。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从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凝练概括，“在国家理想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秩序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行为规范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内涵，既承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源本，又融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现实”[3]。也有学者认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发展目标上的规定，是立足国家层面提出的价值目标和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导向上的规定，是立足社会层面提出价值目标和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准则上的规定，是立足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价值目标和要求。这三个层次的价值理念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上的融汇统一，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愿望和价值追求”[4]，“党的十八大报告用24个字提出覆盖全国各方面意见、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这个表述是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进行的。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5]等等，类似这样的解释举不胜举，观点都高度一致。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所谓的“三个层面”，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上去诠释。从而提出三个要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针对国家而言的，是对国家提出的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针对社会而言的，是对社会提出的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针对个人而言的，是对个人提出的要求。然而，这种分类的主要依据在哪里?不妨做如下假设。
2.“三个层面”解读依据的假设
学界为什么要按照“三个层面”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解读有什么依据，许多学者没有给以说明，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质疑，即“三个层面”是否就是唯一的一种解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路，或者说是否真正地把握了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精神?笔者认为不妨作以下几种假设：
其一，从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作为一种解释依据。提出这一依据，或许在于毛泽东的论述，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6]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个层面，这里就鲜明地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才能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7]从而为如何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央文献多次强调，“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8]。在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执政的一种重要观念。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社会财富不断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日益提高，与这个观念密切相关。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很容易就与国家、集体、个人的观念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从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为价值观上对国家、集体、个人做出的要求。
其二，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提出过程作为一种解释依据。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从而使许多人认为，国家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而实现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认识，从原来的“富强、民主、文明”发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而就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而然地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理解为国家层面的要求。根据国家、集体、个人的逻辑，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理解为集体（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其三，内容的层次性作为划分的依据。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从字面上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党和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理所当然是属于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主要是指社会要求公平公正、自由平等，从而也就理所当然为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主要是指个人要敬业、要诚信、人际交往要友善等内容，从而也就适合对个人提出要求，归为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或者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诠释为国家、集体、个人三个层次的依据的话，那么，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就难免会遇到瓶颈。
3.“三个层面”引发的理论瓶颈
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最直接的理论路径，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只是多种解释方法的一种。而且，单一的解读方式，难免带来一些理论困境。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三个层面”的最主要的困境在于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理解为针对国家的要求，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理解为针对社会的要求，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理解为针对个人的要求。笔者概括为“横切面”的分法。这容易引起误解：许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简单地归类为对哪个层次做出要求，甚至不能对某个层次做出要求，因为存在断章取义之嫌。比如诚信问题，如果只把诚信理解为对个人的要求，则会引发新的疑问，诚信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如此），而且还应涉及政府诚信问题、社会诚信问题等。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的驱使以及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诚信问题不断凸显，诚信危机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进言之，在当前要化解诚信危机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政府的诚信问题，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为此，诚信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个人的道德要求，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个人提出要求，从而就拓宽了对诚信问题的解释空间。
同理，类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个人层面上要求。尽管侧重点不同，但不能由此把它们简单地纳入对个人层面上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仅仅是对社会层面提出要求，对个人而言更是如此。只有推动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才能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
简言之，“三个层面”，即“横切面”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是一个整体，社会也是一个整体，以切割的方式去解释一个整体，难免面临解释力匮乏之状况，容易坠入理论困境。由此推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分析仍然具有很大的空间，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除了对“三个层面”进行横向分析之外，许多专家还进行纵向分析。学术界有观点认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上来说，“富强”相对于经济领域，对应“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中的经济；“民主”相对于政治领域，对应“五位一体”中的政治;“文明”相对于文化领域，对应“五位一体”中的文化；“和谐”相对于社会，对应“五位一体”中的社会。
诚然，这种解释并非毫无根据，而且其解释逻辑具有一定的道理。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并作为革命时期、执政时期的重要核心价值观念。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指出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9]。革命战争胜利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会议宣言”里指出：要“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0]。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把富强作为革命时期的建设目标，也是执政的奋斗目标，其精神直到现在仍然得以传承和维系。
然而，依照当时的社会环境，富强主要是针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国情而言，摆脱贫穷落后是成为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的逻辑起点，而后提出民主、文明、和谐等仍然具有逻辑。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共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1]。从而就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起来，后人随之把精神文明纳入文明建设范畴，指称文化建设领域。
但是，值得商榷的是，在那个时代，能够提出富强、民主、文明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是基于对过去中国国情的一种价值判断。然而，这种判断不是亘古不变的。
事实上，当代中国，谈富强，不囿于物质层面，不应简单地说成是物质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进言之，富强对一个国家而言，是富裕、强大的表征。“富”这个字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物质，富裕既包含物质财富的丰富，也包含精神财富的提升，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态和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且邓小平谈物质文明主要是强调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并与精神文明紧密结合起来。由此可以看出：发展物质文明是实现富强的根本路径，但不是全部。
而且，“富强”相对于经济领域、“民主”相对于政治领域、“文明”相对于文化领域、“和谐”相对于社会。那么“生态”对应什么呢?“五位一体”的核心价值观缺位，显然不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尽管这个提法过去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四位一体”相适应，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要不断更新理念，拓展其解释空间。须知，从传统的“四位一体”发展到如今的“五位一体”，不是简单地把“生态文明”机械地加入进去就可以，不是一种叠加，这里面包含着发展理念的根本性变革。同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其他内容也不能简单地以纵向划分去诠释。
由此可以看出，用“三个层面”去解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值得商榷，毕竟“横切面”的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理论研究，从而避免解释力匮乏。纵向的划分解释法也值得商榷。因此，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的划分，这样的解释难免面临瓶颈，而且尤其不能以“边界”的观念去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三倡导”的解读亟待进一步优化，必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释回归本身，体现其本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思维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统一关系，必须要从整体性的视角入手。解释学循环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思路。解释学循环是解释学的重要内容，是人们理解事物的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重要理论。所谓解释学循环在狄尔泰看来是这样的，“整体在它那个部分的术语中应当是明白的，个别部分在整体的术语中也应当是明白的。为了理解一部作品，我们应当去求教于作者与他相近的作品。这种比较程序可使我们对每个个别的句子的真正理解比过去深刻一些。因此，对整体和它的个别部分的理解是相互依赖的”[12]。从解释学循环的概念可以看出，要理解部分必须要把握整体，要把握整体也必须依赖于部分，这就是其认识论意义上的辩证法。而且局部与整体之间，不仅存在逻辑关系，还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语言符号上的推理。诚然，也必须看到在解释学循环中的一些非理性因素。这里施莱尔马赫做了很大的贡献：“一是将传统的解释学循环从语法扩展到心理，这样，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法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拓宽;二是揭示了在解释学循环中，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法包含着非理性的因素，这就是直觉和顿悟。理解是艺术，而非技术，不能用纯逻辑方式来揭示理解的过程。”[13]从而拓展了解释学循环的理解内容，把非理性因素加入解释学循环中，恰好解决了传统解释学循环的不足。因而，在伽达默尔看来，“我们必须从个体出发去理解整体，并且从整体出发去理解个体，这一阐释学原则导源于古代修辞学，又为现代阐释学从说话的艺术转用到理解的艺术中来。在这两种情形中，存在一种循环关系”[14]。这就是解释学循环。解释学循环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很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
从解释学循环的角度去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回归其整体性本身。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提的，就其内容而言本身也是一个整体。因而需要整体性思维，解释学循环对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表现为要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部分必须要把握其整体，同样，要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必须要把握部分。而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各部分内容的关系除了包含着形式逻辑之外，还包含着内容逻辑。当然，也包含着一些感性认识。其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实践的角度看，作为一种实践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整体。整体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实践“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和普遍性”[15]，经典马克思主义无论从理论旨趣、文本主题、学科体系，还是根本方法、实践追求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实践的整体性对理论研究提出迫切要求。实践具有整体和综合性，要求作为与之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指导也是一个整体。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理解符合实践的整体性要求。单一的、碎片化的理解本身不能很好地反映实践的整体性特征。而且，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形成了的价值观念本身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因而在这种整体性的观念指导下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整体。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理解为一个整体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实践发展的整体性需要。
其二，从内容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本身是一个整体。不管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们本身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一个整体；“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一个整体；“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是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这三个整体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这就是说，解释“富强”，不能只局限于“富强”本身，解释“自由”不能只局限于“自由”本身，解释“爱国”不能只局限于“爱国”本身，而是要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
简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整体融入到“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中去，而不是切分进入“五位一体”中的某一体。即是说，在“五位一体”的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整体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并贯彻其始终，成为指导“五位一体”建设的核心价值观。
其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才能展现其理论魅力，才能凸显其生命力。伽达默尔认为：“正是由于为整体所支配的部分同时又支配着整体，意指整体的意义期望，才得以成为明白的理解。”[16]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把握有利于对部分的理解和把握，而对部分的把握也有利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把握，这是一个相互支配的过程。即整体支配部分，部分支配整体。当前，在面对西方对“自由、平等”等概念占有先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诠释才能彰显社会主义国家谈自由、平等比资本主义有着更大的优势，从而更加能够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魅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释力、说服力和吸引力。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思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体现其现实性、实践性、理想性的统一。即是说，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必须代表这个社会未来的价值观念，具有引领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功能。从而代表这个社会价值发展的应然方向，这就需要以思辨的方式去整体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是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把握可以从思辨哲学的角度进行思考。
黑格尔则提出，“凡是志在弥补这种缺陷以达到真正必然性的知识的反思，就是思辨的思维”。这种“思辨的思维”以反思为前提，反思是“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17]。而且“这种思辨思维所特有的普遍形式，就是概念”[18]。列宁认为，“思辨哲学所谓的第一是指应该越过其界限的东西”[19]，就是要超出某种既定的界限去思考，关键在于概念本身。“思辨哲学一般是指不依据经验材料或脱离经验，从一般的先天原则或概念出发进行纯粹逻辑推演，去探究现实，构造出整个客观实在，使客观世界服从于人的思维的一般法则的哲学。由于思辨哲学以先天的洞见，尤其是对于绝对甚至神的洞见为基础，以后便成了关于超验的东西或经验根据的哲学的代名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到的‘思辨哲学’，主要指黑格尔哲学。”[20]这里表达两层含义：一是思辨的哲学是从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理;二是思辨的哲学是以概念推理的方式去构造整个客观实在，从而使客观存在在人的思维世界里得到认识和反映。
以思辨的思维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把作为一种未来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导航的核心价值观内容进行概念的逻辑分析和逻辑推理，在此基础上，以“思想本身为内容”进行反思。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着未来社会的价值发展方向，除了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之外，还必须面向未来。从而就需要以一种思辨的眼光对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更有利于把握其整体性。进言之，要从逻辑关系上说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概念推理和逻辑推理，又要把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内容的概念整体。进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的内容进行反思，为进一步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为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三、概念先机问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对策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少概念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西方的东西而引发争论和质疑。在传统的观念里对西方提出的概念给以批判和拒斥。然而，在摈弃过去的传统观念的过程中，如何化解西方的概念先机优势。这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困境的问题。
不可否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占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概念先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社会把自由、平等的观念自然而然地理解为西方的价值观念。尽管西方国家也一直以自由、平等、博爱标榜为其核心价值观。现在，我们提出把民主、自由、平等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彰显了社会主义对民主、自由、平等的重视和追求，另一方面也难免陷入西方的概念先机优势之中。要避免这种现象，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一是西方的概念是否可以彻底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发展。自西学东渐以来，国人从最初的排斥西方到有的主张“全盘西化”，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学习西方已成为一种趋势，至今方兴未艾。直至现在，学习西方，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已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重要路径。然后，这里必须要反思的是，西方的概念是否可以彻底解释中国现实、解决中国的问题。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发展，许多西方的概念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相反，它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在于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概念、模式和路径来推动中国的社会建设，必须走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存在一种事物，用西方的概念去套用。除了用西方的概念去分析现实问题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存在一个事物，没有更好的词去描述和命名，而西方恰好有相近或相似的概念，因而套用这个概念。然而，一旦套用这个概念，原来的事物或许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事物本身的内涵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存在一个东西（P）与西方命名为“自由”的东西（T）相似或相同，即有相似的特征和性质。在没有更好的命名方式的条件下，我们也把（P）叫“自由”，这样就把（P）=自由与（T）=自由紧密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然而，是否就意味着P=T呢?类似的概念，诸如“哲学”这个概念是一个舶来品，“中国哲学”这个概念是在“哲学”概念的引进下形成的，然而，中国传统思想的那些被纳入“中国哲学”的东西是否就是符合“哲学”概念本身呢?反过来，“中国哲学”这个概念是否真的能够彻底解释中国的那些已被命名为“中国哲学”概念的东西呢?由此可知，我们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概念使用是否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这个是值得深究的。由此可以看出，面对西方占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概念先机，我们该采取哪些态度，或者说有哪些路径可以选择，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关键。如何化解西方的概念先机优势，笔者认为，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
其一，对概念本身进行一般化解读。对概念本身进行解读，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存在一个担忧和争论，就是计划和市场的问题。许多人的传统观念里，计划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由此而引发思想上的争论。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1]这样就把计划和市场概念本身进行一般性解读，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思想束缚。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概念，是否也可以遵循这个思路进行解读，即是说，这个概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习惯的，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从而把这些概念理解为人类文明共同的成果。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自由比太阳还有光辉，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普遍性的东西。
其二，本土化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及成果给以我们深刻的启示。民主、自由、平等只有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才能富有特色，在中国才有其生命力。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民主、自由、平等在中国只有实现其本土化，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指出：“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22]习近平同志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含有深意。过去效仿前苏联的模式，结果给社会发展需要带来障碍，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西方的概念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才能适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其三，深化对概念的理解，凸显后发优势。如果说西方在民主、自由、平等的概念上占有先机优势，那么，在当代中国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凸显其后发优势，凸显概念解释的空间拓展，凸显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平等概念的新发展，从而避免坠入在西方概念的汪洋大海之中。随着实践的深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的理解也会不断深入，随着社会实践的优势的不断凸显，对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的概念的后发解释优势也必将不断凸显。总之，必须要破解一谈自由、平等等概念就是西方的，或者就是依照西方的概念行事，这一点非常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必须要凸显概念解释的后发优势。
其四，创造更科学的概念，更好地适合中国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必须要不断更新理念，就是在原有概念体系的基础上创造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甚至是概念体系。创造比现有概念更加科学的概念，是在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世界多元价值观的交流和冲突中，抢占话语权，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取到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更广阔的国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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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