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背景下的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
中共中央党校 刘建飞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时强调政治安全是根本。①这是对中国特殊国情和国家安全形势新特点新趋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从苏共改旗易帜的教训来看，中国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于军事安全，更不是来自经济安全等领域，而是来自于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也是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特别是全球治理的现实状况使得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参与全球治理就必须直面人类共同价值，直面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挑战。
一、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始终面临双重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僵化还是自由化，都会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直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右的方面，有些人试图用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就走上了这个误区。二是来自“左”的方面，有些人忽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而漠视发展中国家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一面。若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失去“中国特色”，中国就有可能退回僵化的老路。近年来国内思想理论界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争论就反映了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影响。一些人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所要推广的“普世价值”，中国要接纳普世价值就要照搬西方的一套；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甚至声称13 亿中国人不要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既要反右，更要反“左”。②这个重要思想在今天仍然适用。旗帜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不是民主社会主义。2014 年2 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③
二、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美西方所宣扬、推广的“普世价值”，是以它们赋予内涵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为核心，其基本精神是强调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而健全社会的道德、法律、制度都建立在个人的自主权之上。这种“普世价值”，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的阶级性，代表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诉求和政治倾向。
普世价值有两类：一类是世界各国共同发扬光大的价值，如和平、发展、善治、秩序、和谐、公正、平等、合作、环保等; 另一类是西方首先发扬光大然后为世界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就是说，普世价值并不等同于西方的价值。容易将人引入理论误区的是第二类价值。它们虽然是西方首创，但却不是西方垄断的专利，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将这些价值作为本国施政的理念。最为典型的就是民主。不过，西方国家将自己奉为民主的楷模，并以传教士的姿态向全球推广所谓“普世价值”，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西方国家在推广所谓“普世价值”时，是将它们规定的内涵和标准赋予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比如民主，按西方的标准，凡是民主必须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普选等，这实际上是将代议制这种实现民主的方式等同于民主本身，是将西方模式的民主等同于全部的民主。西方国家以它们定义的“普世价值”冒充一般普世价值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视听，导致了非常恶劣的后果。一些尊崇民主的人就误以为，中国要发展民主，就必须照搬西方的模式;与之完全相反，一些反对自由化、要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则误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东西，中国不能搞民主，也不能要自由和人权。
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因素。美国一方面将意识形态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将维护自由主义价值观视为重要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又将意识形态作为贯彻总体对外战略、实现总体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冷战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共产主义视为其推广“普世价值”的最主要障碍，“反共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美西方推广“普世价值”的主要任务。其矛头不仅指向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指向尚未“西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像俄罗斯这样“西化”不够彻底的国家。从冷战后的历史进程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非但没有淡化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在一定程度还有所强化。美国的思想库和学术界不断推出各种引起争论但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如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宣扬以推进各国“民主化”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等等。这些思潮或理论的视角不同，结论也有差别，但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目的是继续推广西方的意识形态，以维护其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为此，美国确立了以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为三大支柱的全球战略框架，试图从三个维度同时推进，提升美国的实力。其中，推进民主就是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在后冷战时期的主要表现形式。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将推广“普世价值”拔到更突出的位置上。2010年和2005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作为一项重要的“美国的持久利益”，实际上就是将推广“普世价值”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之一。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样重要的文件中首次将“普世价值”列为目标，足见奥巴马政府对推广“普世价值”之重视。
三、中国必须直面美西方“普世价值”挑战
全球治理的现实状况决定中国不可能回避“普世价值”挑战。纵观世界大势，中国需以积极开放的战略姿态对待“普世价值”，深刻揭示美西方推广“普世价值”的利己性。
1、全球治理的现实状况决定中国不可能回避“普世价值”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演进，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需要加强全球治理。需要通过全球治理来解决的那些全球性问题，都关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福祉，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文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位置等差异，需要世界各国都担负起共同的责任，携手应对。从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来看，世界各国能否担负共同的责任，关键在于能否对共同利益形成正确的认知; 而正确认知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共同的价值观。“道不同，不同谋”。同样的事情，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比如暴力恐怖行为，在现代文明社会，那是不可接受的，是恐怖主义的体现; 而有些人却将之视为反抗压迫、抵制强权的手段。可以说，塑造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基础工程。然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试图将“普世价值”打造成全球治理的意识形态，以便于其掌握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直接面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已经为世界多数国家人民所接受的价值观。如何在推进全球治理过程中即秉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高举道义大旗，努力掌握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又不落入“普世价值”的陷阱，丧失在全球治理中的独立自主地位，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2、以积极开放的战略姿态对待“普世价值”
科学认知“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具有时代性。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各区域、各民族、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发生巨变，相互之间的学习借鉴更加便利。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但是正如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一样，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是西方推广的普世价值，但是它们不等于就是西方所垄断的“普世价值”。同理，非西方国家融入全球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它们接纳西方推广的普世价值也不等于西方化。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般来说，只要某种价值观为那个时代主要民族和国家的人民认同、尊崇就可以算是普世价值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普世价值也就是世界多数人的共同价值。所以在有些场合和语境中，可以用“共同价值”替代普世价值，但不应简单地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
美国宣称要推广的“普世价值”，主要内容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价值观基本上已经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所认可和接受。鉴于此，中国不应简单地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和反对推广普世价值。从策略角度考虑，如果简单地否定普世价值存在并反对推广普世价值，中国将很容易被美西方扣上“异类”的帽子，而这也一定会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不仅与全球化的现实和全球治理的需求不符，也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目标相悖。中国应当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姿态应对普世价值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将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观纳入中国共产党所要倡导的价值体系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世界胸怀和时代情愫。
3、揭示美西方推广“普世价值”的利己性
揭示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战略意图。美国推广“普世价值”通常以利他主义的面目出现，宣称是为了对象国的福祉和利益。不过，美国也不讳言，推广“普世价值”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最终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在国际舞台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利他主义者。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充其量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者。而且，美国在推广“普世价值”时的许多做法都表明，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不惜损害他国利益。一是在推广“普世价值”上采用双重甚至是多重标准。美国在外交上采用双重标准世人皆知。推广“普世价值”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避免不了双重标准。二是强行推广造成“普世价值”的倒退。美国通常不顾对象国的实际情况，采用各种手段强行推广“普世价值”，结果导致其政治动荡，经济停滞，民生恶化。它所推广的“普世价值”水土不服，难以正常发展。
还原美国所推广的“普世价值”的真实面目。揭示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利己性还需要在学理上澄清：美国推广的“普世价值”只是它们自己所定义的所谓“普世价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以民主为例。美国是将西方模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当成了普世的民主制度来向世界推广。但是实际上，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模式，并不是全部。在逻辑上，美国是用具体取代一般，就如同说“马即黑马”。英国政治学家赫尔德在《民主与全球秩序》一书中将民主分成三种基本变化形态或模式: “首先是直接民主制或参与民主制，即公民直接介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制度。这是民主制的‘原型’，发源于古代雅典等地。第二种是自由主义民主制或代议民主制，这种统治制度是由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在严格界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张坚持‘法治’。第三种是以一党模式为基础的民主制的变化形态( 尽管有人会对其究竟算不算民主制表示质疑) 。前不久，苏联、东欧社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恪守这种观念。”④从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模式，并不是全部。
四、中国应对“普世价值”威胁的基本方略
“普世价值”的影响和渗透涉及内政外交、战略策略等众多方面。应对“普世价值”的挑战，中国必须统筹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参与全球治理及推进和平发展战略、反对自由化与防止僵化的关系，积极主动地阐释自己的普世价值观，争取普世价值的国际话语权。
1、构建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体系
（1）中国对自由民主等价值观有自己的理解
在对待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上，中国与西方在认知上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中国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要统筹兼顾。就拿自由来说，中国承认个体的自由应当得到尊重，但是以不损害集体中其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条件。如果某个人为了自己个体的自由而牺牲他人自由，或集体的利益，那肯定是不会被认可的。美国枪击案频发，但是个人持枪却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持枪者以维护个人持枪的自由权为由反对进行枪支管控。然而，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应该会得出这样的观点: 如果个人持枪的自由会经常导致其他人生存的自由被无端剥夺，那么这样的自由就应该受到限制。再比如民主，按西方的理解，民主一定要有普选和多党竞争。但是，中国认为普选和多党竞争只是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本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民主可以有多种形式和途径。
（2） 确立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在普世价值观体系中的地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心目中，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的核心，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自由、民主，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牺牲发展与稳定。但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自由、民主更重要，至少是地位相当的价值还有和平、发展、公正、人本、和谐等。要保证这些更优先的价值不受损害，就需要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处在急剧变革中的大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需要有效的政府和强有力的执政党。
中国强调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理念也得到一些西方有识之士的认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⑤ “一个国家的政体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秩序与无政府之间的分野比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分野更为根本。”⑥可见，亨廷顿虽然主张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进民主”，但是却把有效政府和秩序看成是比民主政体更重要的东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考察中国近现代历史，得出结论：导致中国内战和内乱的原因，或者是农民起义，或者是革命运动，或者是军阀割据，或者是统治者内部权力斗争，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条，即缺乏有效的政府。对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提供了有效的政府。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 “20 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 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⑦从这个视角看，可以说亨廷顿是赞成中国所走的有序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笔者于2004 年春就中美关系问题对他进行访谈。他说，如果中国过快地实行“民主化”，势必会导致反美的民族主义泛滥，那样可能更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⑧总的来看，对像中国这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所要推广的自由、民主等价值，在中国的普世价值体系中，虽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并未达到可以压倒其他价值而优先推广的程度。
2、倡导人类价值共同体意识
中国构建自己的普世价值体系，需要与时俱进，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需要更多地关注人类共同利益以及能够反映这些共同利益的共同价值。
（1）价值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⑨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相互依赖度越来越大，同时诸如核扩散、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对整个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的今天，特别需要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虽然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很难消失; 但是，任何国家与民族都不应当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置于人类共同命运之上，而是应当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包含人类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凡是有生命力的共同体，除了具有共同利益外，还需要有共同价值。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只有共同利益而没有共同价值的共同体是不可持续的。俗话说，志同道合。如果没有共同的志向即价值观，只因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而走到一起的人，只能是同路人; 待到这种特定的利益实现后，盟友关系就会破裂，各方就会分道扬镳，甚至还有可能因为利益格局发生变化而产生利益冲突，进而成为敌手。
实际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就将推进民主、推广“普世价值”作为一项重要目标，与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并列。同样，中国也将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国家政治制度”确立为国家核心利益。
（2）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对人类价值共同体的贡献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能够反映人类共同利益、尽可能为人类大多数所接纳的普世价值。与西方推广的自由、民主等价值相比较，和谐涵盖的内容更广泛。自由民主仅限于政治和安全领域，而和谐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环保等领域。中共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谐世界”理念时就提及了五个方面：“政治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尊重世界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⑩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11]可见，和谐——这个体现中华文明精髓的价值，内涵更加丰富，因此也更“普适”。
和谐世界理念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融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战结束以来，新的世界大战一直未爆发，世界总体上是和平的，但却是不和谐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直被“和平地”损害着；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一直“和平地”侵害弱小国家的利益。世界不和谐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发展不平衡，而且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导致其他不和谐现象的重要根源。所以，要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就必须促进共同发展。当然，和平也非常重要。和平是发展与和谐的前提。
与西方所倡导、推广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相比，和谐的包容性更强。自由、民主、人权固然是人类所需要的，但是当今世界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发展问题、环境问题、文明冲突问题越来越突出，安全问题更加复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这些问题和挑战，涉及领域广泛，不是自由民主所能包办代替的。而且，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而西方为了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所实行的一些做法，恰恰不利于人类共同努力。比如，冷战结束后西方一直鼓吹“民主和平论”，但这一理论的实践结果势必造“民主国家”与“不民主国家”之间的对立。而当今世界，影响和平的因素有很多，“不民主”仅是其中之一。和谐世界理念就超越了“民主和平”，容易为世界多数国家接受，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很难反对这个理念。而且，和谐世界并不排斥自由、民主。从很大程度上说，和谐与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在大方向上是一至的，最终都有利于人的解放。
3、积极开展中国的价值观外交
美国实施推广“普世价值”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开展价值观外交。中国在应对时虽然不宜同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抗，但是也不能总是被动应付，而是应当积极地开展中国的价值观外交。这种价值观外交除了在同各国交往的过程中注意阐明、推介、弘扬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外，更重要的是要同美西方在价值观问题上进行交流、对话，通过对话消弥误解，化解分歧，同时也有利于我国争夺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话语权，并向世人揭示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利己性。
同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价值观交流、对话，应当突出重点。在美国极力推广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中，民主是最为突出的，因为它既是一个重要价值观，也是一种制度。美国推广“普世价值”，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促进“推进民主”。而在民主问题中，我国完全可以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对话。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很多成就，但是并不为西方国家所了解。西方人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认知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愿意了解而且能够客观看待，但却由于各种原因而缺乏了解；另一种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根本就不想了解，或者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进行歪曲的解读。
对前一种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交流、传播，让他们如实地了解。拿美国学界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研究中国民主政治问题，并且承认中国在民主上的进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局主席约翰·桑顿先生( John L． Thornton) 。他在美国《外交》杂志( Foreign Affairs ) 2008年1—2月号上发表了《民主的长征》( LongTime Coming: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China) 一文，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考察了中国的民主进步，包括选举、法治、监督等方面。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是福山。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在评论“中国模式”时，他承认“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并且强调，“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 “历史终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12]在“历史终结论”中，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是人类最好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以后将不会再有能够挑战自由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福山的学术思想演进，反映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精髓——不受教条束缚，承认铁打的事实。
对于后一种情况，让那些抱守冷战思维的人改变他们的观念的确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过交流和传播，让他们攻击中国“不民主”的言论越来越失去听众，越来越没有底气。
在开展价值观交流、对话的同时，还需要对相关价值观进行深入研究。就拿民主来说，民主是个大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至今也没有一个能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许多西方学者给民主下的定义，其实只是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定义，并不是“民主”本身的定义。在民主理论与实践上，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比如什么是民主? 民主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民主的标准是什么?民主有哪些模式? 应该如何发展民主? 等等。
注释：
[1]《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 月16日第1版。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375页。
[3]转自黄中平: 《着力提高治理能力切实防止“两个陷阱”》，《求是》2014 年第7期。
[4][英] 戴维·赫尔德著，胡伟等译: 《民主与全球秩序: 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年版，第5 页。
[5][7][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14页。
[6][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页。
[8]刘建飞: 《大博弈: 中国的“太极”对美国的“拳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9][1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12]福山: 《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 《中央公社》，2009年9月。转引自赵启正、[美]约翰·奈斯比特、[奥]多丽丝·奈斯比特: 《对话中国模式》，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文章选自《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