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四题
上海交通大学 李国泉
关于如何概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论创新成果的问题，是目前理论界争议性较大的问题，主要表述有“中国梦”、“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等。相比较而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来指称更具有优势，它不仅有利于展现这个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和可持续性，更能凸显出“习式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还有助于为日后对现阶段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否构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作出准确的历史定位提供学理空间。
作为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而这一发展从根本上得益于其基于实际问题的逻辑起点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它主要聚焦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并进一步通过奋斗目标、发展理念、战略布局、总体布局、国际战略等诸多方面的战略意蕴而集中体现出来。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
理论的起点包括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两个方面。历史起点是就时间上而言的，回答的是“何时开始”的问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党的十八大为历史起点，这是理论界基本上达成的共识。那么，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逻辑起点是思想体系的起始范畴，贯穿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实质上揭示的是这个思想“因何而开始”的理论立场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厘清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由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所决定的。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上与后者具有一脉相承性，是“源”与“流”的关系。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是“物质”，依据是它解决了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哲学基本问题。实际上，这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而无法凸显马克思主义“天才世界观”的本质规定。应当看到，对于标志新世界观萌芽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其逻辑起点是物质活动及由此生成的物质关系，而不是脱离人的纯粹的“物质”，这种理论立场使得它与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直观唯物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关注的是人类社会或社会中的人类，强调意识由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或社会存在所决定。“一旦涉及同意识和社会的关系，他们在使用‘物质’概念时，后面都紧跟着‘生产’、‘活动’、‘交往’、‘行动’、‘关系’等关键词，以把自己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1]因而，应当进一步对“物质”和“物质性”两个范畴加以严格的区分，当强调物质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物质关系时，这种物质性就超越了旧唯物主义者眼中的“物质”。就此而论，恩格斯晚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关于“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论断，不但不能为恩格斯倒回到机械唯物主义的质疑提供论据，反而体现出他对马克思世界观的捍卫和坚持。
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突出强调问题意识和坚持问题导向。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是“物质生活实践”，那么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就是“问题”。这两者是否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2](p14)这个新论断阐明了以“问题”为起始范畴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立场的内在统一性。换言之，把“问题”作为现阶段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必然结果。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在《莱茵报》撰稿指出，主要的困难是问题而不是答案，“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的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3](p289)进言之，问题要成为“实际的”，须来源于物质生活实践中遇到的矛盾，或者是由这种实践所推动而产生的认识上的矛盾。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实践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归结为“实际问题”，具有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科学依据。一方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因问题而开始，并把问题贯穿于理论发展的全过程。正是在思考和研究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这一治国理政的创新理论才得以产生和发展。比如，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提出，目的在于化解“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4]的改革深水区困境；把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部署推进，是着眼于当前国内外各种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共生、相互碰撞的新形势的客观选择；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5](p3)是旨在克服当前存在的各种市场乱象和倒逼政府转变职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是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的现实回应；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则是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诸多复杂的考验、危险和斗争的内在要求；等等。这些事实综合表明，“问题”实际上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动因和不断创新的内驱力。
另一方面，要揭示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即其中蕴含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应当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的理论立场。就人类社会来说，规律不是“超历史”的，而是历史真实状态的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是脱离偶然因素的纯粹必然性，相反，恰恰是由于偶然因素的存在，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才得以呈现。正是因为它是一种对大量偶然事件整体起作用的统计规律，作为表现时代最实际呼声的“问题”的重要性才越发凸显。对此，马克思曾指出：“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3](p289)由此可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现时代重大而紧迫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立足于社会矛盾的批判和阐释，而不是基于某种特定理念的推演，这是它能够实现把握历史脉络及其发展规律的价值的根本所在。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取向
作为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价值取向指的是对象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态度以及作为其表征的基本价值诉求。价值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揭示的是对象对于主体的意义之所在。如果说，秉承从实际问题出发的理论立场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符合规律性的必要条件，那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则是这一理论体系实现合目的性的内在要求。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生产者的主观价值诉求，体现出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纵观中国古代史，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儒学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流，为维持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倡导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的董仲舒新儒学，还是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抑或以致良知为主旨建构的陆王心学，无非都是为适应中国封建社会以伦理和等级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而产生的意识形态。而在欧洲亦是如此。以奥古斯丁为主要代表的教父哲学虽然形成于古罗马帝国时期，但就其思想意识形态而言则应归于中世纪，它通过以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而为后来的基督教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以托马斯·阿奎那等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借助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性形式，为基督教建立起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被用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和正统信仰。到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相继爆发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诸多为之辩护和提供理论支撑的思想应运而生。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著作，无一例外地都深刻反映和鲜明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反对把思想独立化的倾向，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道：“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一般说来，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6](p552)这段论述为我们揭示了思想的意识形态本质，为分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意识形态底蕴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考察某种思想时，不得不考虑其产生的基础，不能“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思想理论实质上是反映不同利益关系的价值判断，而生产者以及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则是导致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差异的根源。作为党在新时期创新理论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生产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土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在于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2](p12)秉承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取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本质规定和题中之义。建党95周年的历史表明，人民立场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旨在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价值立场是一致的。脱离了这个立场，不仅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相违背，甚至会导致共产党也将失去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基本的资格。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和发展思想，这阐明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取向。所谓“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的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心心相印，从思想和感情深处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先生，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具体来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习近平关于中国梦和共享发展等论述中。一方面，在他看来，中国梦是整体概念和个体意蕴的统一，它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繁荣兴盛的梦，更是广大人民大众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7](p40)而另一方面，习近平还多次强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的实质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此，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旨归，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脱贫攻坚工程，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理念，是贯穿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诉求。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绳”，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人本价值立场。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之前的执政理念的坚持和拓展，其不仅突出了人民的“根本”地位，而且更为注重从思想和感情深处对“百姓心”的强调，凸显出一种“托底”的底线思维。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心心相印，才能更加及时准确地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才能真正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不难发现，这种认识是对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和执政观的一个重要贡献。之所以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根源在于新时期新阶段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前改革发展面临的阻力更大、形势更复杂，比以往更加迫切需要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二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和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跨越式进步，人民群众开始期盼更高质量、更好保障、更加公平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导致了群众工作对象的多样化和内容的全面化，深刻影响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形成。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理论的核心要义所在，是贯穿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揭示的是理论所要探索和回答的根本性课题。以当代问题为现实起点，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态度鲜明地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理论主题。
关于何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主题的问题，在学术界尚且存在较大的争议。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中国梦当作提纲挈领的主题，而仅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不容否认，中国梦战略思想是党中央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较具特色的内容。但是，它更多的只是为明确目标和凝聚力量的通俗表达，而无法构成思想体系的内核和奠定理论大厦的底色。还有学者提出“双重主题论”，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分别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双重主题，架构起“两个理论体系”。[8]这种解读不利于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在某种程度上还会给理论宣传带来障碍。如果存在两个主题，那么何者更为重要？哪个理论体系更能体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实质？“双重主题论”不仅没有凸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还容易割断二者的有机联系。实际上，认为有且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鲜明主题，并不否认其与中国梦的统一性，因为后者为前者指明了目标旨向。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主题，是由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前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成果的继承和深化，这使得其所指向的根本课题与之前思想具有一致性。而从现实来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这个“总依据”没有变，时代主题没有变，因而进一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仍然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正如习近平所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7](p23)可以说，正是紧紧围绕着这篇“大文章”而展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才得以形成和不断完善。
要厘清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主题，还有必要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要价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首先体现为它是实现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创造人民幸福生活的必然选择。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有力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由于坚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论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而因始终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为逻辑起点，其又体现出中国社会发展深刻的历史逻辑。这两个逻辑的统一的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现时代占据“真理的制高点”的根本原因。而另一方面，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和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坚持，使得它可以掌握“道义的制高点”。所以，对于这一党和人民奋斗的“根本成就”，“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9](p12)
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的认识，还须提升到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的高度进行把握。与中国的高度稳定和良性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1世纪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诸多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国际范围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民主制度弊端的凸显、社会不公平和非正义的加剧等等。而且，一些拉美、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发展模式的简单效仿，纷纷遭遇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多重困境。无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还是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困境，都迫切呼吁一条超越“华盛顿共识”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应当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中国从自身的国情出发，走出的既具有鲜明特色又不游离于人类文明大道之外的成功道路，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榜样。能够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意义的集中体现。
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战略意蕴
战略意蕴是战略思维的具体化，其往往通过一系列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思想集中体现出来。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得以展开并涉及奋斗目标、发展理念、战略布局、总体布局、国际战略等治国理政战略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和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重要构成。中国梦奋斗目标的提出，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内涵，明确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目标旨向。从历史依据来看，中国梦凝聚了几代华夏儿女的夙愿，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近代170多年来始终不懈追逐的最伟大的梦想。从本质内涵来看，它的实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家国天下’情怀。”[10](p8)从实践遵循来看，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在这其中，弘扬中国精神居于首要的地位。重视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弘扬，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习近平并未止步于把这两种精神以一个新的涵义来替代，其贡献还鲜明表现在对中国精神的地位和价值的突出强调上。作为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体，它既体现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又与时代特征紧密契合，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7](p40)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引领。其实，这五种理念并非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独创，它们早就散见于新时期各种党的文献、领导人讲话中。然而，有人却为凸显“创新”，牵强附会地论证“五大发展理念中的每一个理念的内涵都与以往有着本质不同”。[11]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割裂五大发展理念与之前思想的联系更是危险的，它容易导致对以往的发展观的全面否定。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继承，特别是对作为发展理论的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具体化。每一个理念与之前的“词语”并无本质的不同，而只是在侧重力度或内涵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把“创新”当作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对创新作用的重新定位。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整体的提出，是应对当前面临的发展动力不足、发展欠平衡、人与自然矛盾突出、内外联动不够、公平正义有待加强等矛盾的内在要求。无论是为了补齐短板还是要厚植比较优势，都迫切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而要判断其科学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合乎发展规律和发展目的。作为改革开放近40年发展经验的总结，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广大人民呼声的及时顺应。这种科学性使其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理念是联结目标和行动的中间纽带，“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12]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略。十八大以来，立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并在数次中央全会中分别进行部署。这个战略布局是由“一个目标，三个举措”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而其他“三个全面”则是战略举措。目前，理论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将其定位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13]这种定位的合理性在于突出其理论贡献，但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是容易导致把“四个全面”当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全部，二是把它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提，当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有待商榷的。实际上，要准确把握“四个全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首先应当着眼于其与之前的思想和政策的延续性。我们知道，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历来是党中央积极倡导和践行的治国理政重要理念。一味地凸显每个全面的创新性，容易让人陷入“另起炉灶”的误区，特别是为“邓小平的改革不全面”等危险论调提供口实。实际上，要把握其理论贡献，更重要的是领悟其中蕴含的战略思维。“四个全面”的形成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根据，是坚持问题导向和价值导向的理论成果。而且，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主要表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总体而言，“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明确了主攻方向和着力点。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作为“总体布局”，它与作为“战略布局”的“四个全面”有何关系？厘清这个问题，是理解“五位一体”的深刻意蕴乃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战略思维的必要条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内在要求加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而后者的顺利推进又离不开作为战略举措的其他三个“全面”的保驾护航。更深层次的联系在于，“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统一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都以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为根本目标旨向。对于“五位一体”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指出，“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14](p77)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不注重全面发展而忽视某个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系统，其内部各要素相互影响和制约，只有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才能实现功能的最大化。具体来说，在经济领域，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调控作用，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总体跃升；在政治领域，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文化领域，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把握思想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讲好中国故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社会领域，要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重点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多元协同、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大力推动民生工作，建立“能托底”的社会政策；在生态文明领域，要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理念，形成良好的空间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积极应对全球生态问题，建设美丽中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国际战略理念，为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文明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核心理念在于主张兼顾别国利益和带动他国发展，在寻求联动发展中形成正面的外溢效应。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这“四个共同”是其基本遵循。这一思想是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自由人联合体”以资本主义灭亡为前提、排斥阶级和社会差别的存在，“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p53)是其价值目标。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主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存”，强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社会矛盾广泛激化、阶级尖锐对立”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写照，而今天的资本主义通过自我调整和修复还表现出“生命力”，加之各国联系、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相互斗争只会导致全人类陷入共同的困境。但是，也应看到二者的价值一致性，它们都在本质上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逻辑，都不满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新的特点是，在中国和世界的互动中思考中国发展的道路，在更加广阔的层面上考虑自身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中国的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16]这是基于“在国际上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的基本定位而得出的认识。具体而言，对和平发展道路思想的深化，建立在两大基础上，一是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事实判断，二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倡导合作共赢的义利观的价值判断。基于此，当今中国的发展，不应仅单方面强调把握和利用世界机遇，而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把自身的机遇变为世界的机遇，为完善全球治理和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当前，由于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和孤立主义思潮开始纷纷抬头，中国应当抢抓机遇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17]旨在以丝路精神共建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引导沿线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探索与实践。这是因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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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