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实质、方式与应对策略
西南大学 王永友、史君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从未停止过。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企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和平演变”图谋的斗争也一直在进行。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望借助互联网的普及，搞乱并最终搞垮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近十年来，以博客、推特、微博、QQ、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逐渐取代了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原有的主导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工具，加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浸润和攻击。在新媒体环境下，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以更加明确的意图、更加隐蔽的方式、更加凶猛的势头，进行立体化推进。为此，我们必须擦亮眼睛，看清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实质和方式，把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并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使命和责任。
一、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实质
新媒体环境下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我们反渗透的实质，与传统媒介环境相比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依然是“主义”之争、“制度”之争和“价值观”之争。
1. 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我们反渗透的实质依然是“主义”之争
“主义”是旗帜，是方向，它关乎一个国家扛着什么样的旗帜、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资本家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巩固其已有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绝不会轻易放弃其所坚持的“主义”。在资本拥有者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好的“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只有资本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宰。为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拥有者的利益，到处鼓吹资本主义，不给其他的“主义”任何生存空间，想尽一切办法打压其他的“主义”，坚决防止其他的任何“主义”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把资本主义说成“人间天堂”，用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影响新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使更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排斥社会主义、向往和追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让更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认为生活在社会主义不如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其最终目的是迫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主动放弃社会主义、自愿追随资本主义。在传统媒介环境的影响下，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渗透中败下阵来而最终解体、剧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了“胜利”。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朝着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阔步前进，这一切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绝不愿意看到的“社会主义大发展”。于是，他们将意识形态渗透的对象全面转向中国，试图在新媒体环境下，利用移动互联网发起对中国的新一轮更加猛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企图以“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等阻止、干扰中国的发展，破坏中国的内外发展环境，使中国的发展内外受阻而停滞不前，甚至形成外部夹击、内部受困的局面，力图在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向世人证明，即便在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仍然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能够最终成为人类社会的归宿。因此，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实质，依然是“主义”之争，是争夺“扛旗”权之争。
2. 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我们反渗透的实质依然是“制度”之争
“制度”涉及性质，涉及规则，它关乎一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性质、以什么样的规则在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由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为特征的基本政治制度等构成，其制度形态比较成熟，但“资本主义制度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有一套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②，其本质是为了维护以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拥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他们必然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这一制度体系。在资本拥有者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社会的制度归宿，只有资本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制度追求，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的自由、权力和利益。为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保障资本拥有者的自由、权力和利益，不仅到处宣扬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说成唯一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制度，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与宪政民主制度，说成唯一能够解决当今世界民主问题、腐败问题等的制度，认为其他的任何“制度”都应该向其学习，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实行这样的制度，其他的任何“制度”都不能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在传统媒介下，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渗透导致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落败，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轮较量中“取胜”。中国经过60 多年的发展，尤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彰显，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将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放在中国，试图在新媒体环境下，利用美国的互联网优势，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打压，企图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取代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企图以“多党制”“三权分立”“宪政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变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动摇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因此，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实质，依然是“姓资”与“姓社”的“制度”之争，是“姓公”与“姓私”的“性质”之争。
3. 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我们反渗透的实质依然是“价值观”之争
“价值观”事关思想，事关追求，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它关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目标追求、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国家的影响力、竞争力。资本主义在推翻封建思想禁锢后的几百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国家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掌握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看来，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方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和捍卫这种价值观，不惜用武力方式把这种价值观推向世界”③。因为只有打着“自由、民主、平等”的幌子，才好为了资本拥有者的自由而“正当地”剥夺底层民众、其他民族的“自由”，才好以所谓的“民主”方式为资产阶级谋取更多的利益，才好以所谓的“平等”来掩盖不同阶级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以“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名义，向其他国家大肆输出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去改变其他国家民众的思想和价值追求，导致其他国家的民众放弃本国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在传统媒介下，拉美、北非、西亚等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攻势下，许多国家政权更迭、领导人下台，国家从此乱象丛生、已无宁日可言，西方价值观在这一轮较量中“占优”。今天，中国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进程中，在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向心力正在不断增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在逐步形成，中国价值的世界认同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他们将意识形态渗透的核心集中在对中国人民价值追求的瓦解上，大肆借助新媒体手段，试图通过虚无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树立的各类价值模范进行抹黑、攻击和歪曲，以摧毁中国人正在培育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西方价值观对中国人进行“洗脑”，达到控制中国人思想之目的，动摇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与群众基础。因此，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实质，依然是“价值观”之争，是“思想”之争与文化软实力之争。
二、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
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更加隐蔽、方式更加多样，主要通过阵地占领、话语争夺、文化输出与精英培植等进行全方位、立体化渗透。
1.通过“阵地占领”夯实意识形态渗透的平台
在传统媒介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图书等视听传媒系统，试图占领意识形态渗透平台。例如，通过好莱坞大片对国内电影观众的影响，通过自办华语电视节目和渗透国内电视台，通过美国之音等华语广播，通过国外创办的华文报刊和渗透国内报刊，通过向中国出口西方图书和对中国著作人的影响，力图牢牢掌控意识形态传播阵地。在新媒体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放松对传统阵地的控制，还以更加灵活丰富的形式不断发展创新，以资本进入的方式力图对我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图书等市场进行更加牢固的控制和占领。例如，既不断向我出口暗含美国国家价值观念的好莱坞大片，又不断诱导和迫使我电影业拍摄各种虚无历史、消磨意志或无意义、纯娱乐的影片影响国人; 既不断向我出口暗含西方思想价值追求的连续剧、动画片、娱乐片等电视节目，又不断诱导我电视节目制作的庸俗化、媚俗化、低俗化影响国人; 既大量在国外发行带有辱华、反华言论的报纸、杂志，又不断诱导和削弱我国正确传播方向、传播内容的报纸、杂志的影响力; 既不断向我出口高唱西方制度与价值优越性的图书，又不断诱导和鼓动我国大量出版同西方思想、价值趋同的图书影响国人。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其强大的互联网优势和软件技术优势，以及资本进入模式力图全面控制和占领我国互联网新兴媒体，这其中既包括西方国家自己的新兴网络媒体，大量刊发、转载、推介与西方意识形态直接有关和间接相关的内容; 又包括利用我境内的各种主流网络媒体，大肆传播美国国家价值观，攻击、贬低、丑化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还包括扶持各类民间自媒体，为传播和美化西方价值观服务，为削弱和打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2.通过“话语争夺”传播意识形态渗透的声音
在传统媒介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蕴含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观念的话语体系，控制了全球90%以上的话语信息，通过广泛的话语传播扩大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通过设置针对中国问题的国际议题打压中国的话语空间，通过借助所谓“西藏问题” “台湾问题”等话题“代替”中国向世界发声，通过打着“人权问题”“环境问题”等旗号“帮助”世界人民向中国喊话，力图牢牢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新媒体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减弱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还以更加生动形象的话语传播进行全方位的话语争夺。在话语范式上，力图通过理论话语、政治话语、生活话语和网络话语的有效转换强于中国，在理论问题的辩争上，善于将深奥的理论话语用人们听得懂的生活话语进行现实演绎，争夺理论和学术话语权; 在现实问题的阐释上，善于对简单的社会现象用所谓“有理有力有据”的理论话语来混淆人们视听，争夺现实问题的解释权; 在政治问题的说理上，善于运用伪装科学的理论话语为政治宣传服务，运用网络话语进行政治观点的网络传播，以网络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在话语内容上，国际话语争夺与国内话语争夺都始终“剑指中国”，总是以一副“世界领导人”的姿态，妄图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的国际行为，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破坏中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总是用西方的价值判断对中国问题进行“西式”解读，妄图用“西方模式”解决中国问题，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良好形象，弱化国人对党领导的信心和对政府工作的信任。在话语主题上，力图运用网络传播优势将局部问题扩大化、中国问题国际化促使世界“聚焦中国”，通过夸大局部事件的负面性引导关注焦点，故意把民众视线引导到对我国制度优越性的“反思”与道路可行性的“质疑”上; 通过网络传播形成的“点赞”扩大事件影响范围，把中国网民的不满延伸为全球网民的不满，把中国发展中的暂时性问题扩大为世界关注的全球问题。
3.通过“文化输出”美化意识形态渗透的内容
在传统媒介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大力开展文化等产业输出西方价值观念，以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为载体，而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传向各国，以期用“美国生活”影响“世界生活”; 好莱坞大片带着“美国梦”把“自由、民主、平等”的西方价值观传向世界，以期把“美国梦”变成“世界梦”，即通过“文化输出”美化美国的现实生活状态与未来价值理想。在新媒体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改变“文化输出”的意识形态渗透方式，还以更加先进隐蔽的方式进行国家意识形态内容的美化，掩盖其价值观输出的本质。以先进技术作支撑，来提升其文化感染力，让人们觉得“美国高大上”，这是文化输出的第一层——美化西方意识形态内容。例如，好莱坞大片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传播美国是世界人民的救星，为了各国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全球秩序理应成为世界各国的领袖等美国价值观念，维护和美化美国的世界形象，通过运用各种声、光等先进技术，把美国价值观更加立体化、生动化、形象化地展示给观众，各国人民在高科技的情景渲染中不知不觉地被其刻意打造的文化所熏陶、感染，在对影片的自我陶醉中被美国文化价值观“洗脑”。
西方国家通过自愿消费增强文化认同度，让人们形成“消费认同心理”，这是文化输出的第二层——自发认同美化过的西方意识形态内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发展文化经济，为各国人民提供多样化的、蕴含西方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因文化消费行为所具有的强力价值渗透，使得消费过程成为潜在的文化认同过程，导致人们在“自由”选择和消费中认同美国文化产品所传达的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西方国家以评优评奖引领文化方向，诱导中国文化“向美国等西方看齐”，这是文化输出的第三层——按照美国等西方标准生产国家意识形态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直接向我国输出好莱坞大片等文化产品，还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向我国输出审美理念，对符合美国口味的文化作品、文化产品进行评优评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电影奖等都不是纯粹的文化奖项，而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隐性工具，通过评优评奖诱导中国文化朝着美国标准演变，让我们不自觉地用美国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化。
4. 通过“精英培植”延展意识形态渗透的范围
在传统媒介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在与其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培植“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说话”的“精英人才”，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和渗透。例如，把“美国声音”更直接地向有关国家的人民进行“零距离”传播，在任何关键时刻都有人站出来说“美国话”，苏联解体过程中西方多年精心培植的“精英人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媒体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放弃通过“精英培植”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还以更加充足的资金，多样化的形式，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加大为西方服务的“精英培植”。除了在既有传统领域培植“西方代理”外，还在一些新兴领域培植“西方代理”，不断延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范围。其中，渗透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员型” “西方代理”，企图通过影响国家政策方向、政策制定、政策落实等，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渗透在各个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型”“西方代理”，企图通过资本运作以参股国企等名义，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改变国有经济的公有制性质，影响国家经济行为与发展趋势；渗透在高校、科研院所领域的“专家型” “西方代理”，企图通过课堂教学、讲座报告、理论研讨、文章著作、决策咨询等，到处传播、美化西方制度、价值的学术思想，影响国人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瓦解国人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渗透在新闻传媒领域的“记者型”“西方代理”，企图通过操纵舆论导向和宣传话语，使党和政府的声音难以正确有效传播，导致国人对党和政府产生不满甚至抵触情绪；渗透在影视艺术等领域的“文化型” “西方代理”，企图通过艺术肢解或歪曲历史，推销西方个人英雄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和培育践行。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活跃在网络空间的“网络大V 型”“西方代理”，利用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快速性、互动性、广泛性等特点，打着“伸张正义”“维护公平”的幌子，利用社会转型期人们“仇富” “仇官”的心理，鼓动网民搞“街头政治”“民主动乱”，甚至组织民众反抗政府、推动群体性事件和游行示威活动等，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制造“中国混乱”; 以“爱国”或“道德”的名义等绑架网民，推动网络暴力性事件;以“解密历史”“揭露真相”等名义在网络上散布历史虚无主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造谣惑众，麻痹网民的精神意志，瓦解网民的价值追求，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扰乱“中国民心”。这些通过“精英培植”的“西方代理”，企图不断渗透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当西方国家的“代言人”，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攻击，力图帮助西方国家腐蚀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及其信仰体系，摧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三、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重大挑战，存在着传播阵地占领不理想、国内外话语权还有限、传统文化根基不牢靠、扛旗接班阵营不稳固等问题。
1. 传播阵地占领“不理想”的问题突出
面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我国意识形态阵地占领不充分、作用效果不佳的问题突出。一是传统媒介阵地作用发挥不佳，阵地占领效果不明显。官方主流媒体作为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主阵地，面对社会重大问题有时反应滞后或直接失语，有时又报喜不报忧，让人们产生“官方媒体不可信，小道消息更可靠”的错误判断，导致官方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不高。二是新兴媒介阵地占领不充分，阵地管理易失控。网络新媒体作为新兴媒介阵地，杂音、噪音不断，热衷于吸引眼球、揭秘历史、热炒问题、传播谣言，且传播内容的随意性大，片面化、庸俗化问题严重，人们很容易在网络“杂、快、多”的信息冲击中失去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很容易被西方意识形态吸引和利用，在中国的互联网舆论场上总有许多声音“呲必中国、捧必美国”，许多网络舆论热点总是涉及“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论争。三是教育传播阵地占领不牢固，阵地坚守有危险。“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事关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④，但高校的某些领导和教师因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忘记应有的使命担当和育人原则，借学术探讨之名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看似“有理有据”的课堂教学中“误导”学生，在有意无意地片面化“中西对比”中影响学生，很容易导致那些涉世不深、立场不坚定、缺乏正确判断的学生对国家发展失去信心，很容易导致这样的学校教育及其课堂成为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
2. 国内外话语权“还有限”的问题紧迫
面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形成有效的渗透力、影响力和竞争力。一是对内而言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还有限，在国内新媒体传播中的“中国声音”不够有力。制度话语、价值话语的缺失，宣传话语、理论话语和现实话语的不协调，使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某些重大理论困惑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话语解释力不强，对错误社会思潮的话语批判力不足，传播主流价值的话语普及力度不够，难以得到国内民众的普遍认同，造成我国意识形态的国内话语渗透力和影响力还有限。二是对外而言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也还有限，在西方媒体垄断着国际舆论的当今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新媒体传播中的“中国声音”还不够响亮。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提出并得到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和认可的重大议题还不多，对重大国际性事件的独到分析能力和全球传播范围还有限，造成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竞争力不足。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对外传播，同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对国际责任的担当力度还不匹配，我们做得多但利用新媒体进行广泛的有效宣传还不够。中国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对外传播，没有很好地利用新媒体向世界各国作出客观反映，尤其对反映什么和如何反映的“度”常常把握不准。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与和平发展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对外传播，同样没有很好地利用新媒体向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充分展示，尤其对何时宣传的“时”与怎样宣传的“效”常常把握不好，这些都说明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还有限，迫切需要提升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3. 传统文化根基“不牢靠”的问题凸显
面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没有能够得到人们的自觉传承与弘扬，文化自觉性不够，文化自信度不高，文化自强信心不足。一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不够，“丢”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华文明五千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由于保护能力不足、保护意识不强，没有系统、完整地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财富。二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力， “扔”了许多优秀的文化精华。在传承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以现代眼光去片面审视传统文化是否“有用”、是否“合理”，没有关照历史的“现代审视”，导致许多优秀文化精髓和优秀传统美德被扔掉而失传。三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弘扬不足，“捡”了一些破碎的文化片段。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不单有“形”和“技”“艺”，更有贯通古今的“魂”和“道”“义”，因缺乏系统学习和深入评判，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常常片面而支离破碎，在弘扬中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连贯性。四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缺乏，“留”了一些落后的文化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的交融中，因辨识能力不强、创新意识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手段不多，没有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导致一些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与负面低俗的现代文化、有所图谋的外来文化搅在一起，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停滞不前而使一些落后的文化糟粕难弃。
4. 扛旗接班阵营“不稳固”的问题严峻
面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青年作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中坚力量，部分青年还没有意愿、没有动力、没有能力去扛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旗。一是有些青年存在缺乏政治意识和政治认知，远离、淡化意识形态化倾向，认为意识形态太抽象，是国家层面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没有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理想信念，没有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追求，也就没有主动扛起国家意识形态大旗的意愿。二是有些青年存在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轻信西方价值观念、崇尚西方生活方式倾向，认为西方媒体宣传的一切都是真的，相信西方国家存在的一切都是好的，片面追求虚幻的“民主、自由、平等”价值理念，沉溺于西方世界的行为方式，没有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没有自觉扛起国家意识形态大旗的动力。三是有些青年存在缺乏理性、盲目冲动的“爱国”倾向，缺乏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独立判断能力，不能理性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大势，不能做到正确、科学的形势判断，仅凭一腔热情空喊爱国口号，甚至盲目跟从某些“打着爱国旗号”的极端分子，做出某些“干着败国勾当”的极端行为，没有在长期的学习实践中锤炼出爱国的真正本事，也就没有能够扛起国家意识形态大旗的能力。当然，青年人中的这些不足，主要还是一个教育引导问题。在这方面，学校、教师、家长，都应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不应过分责备年轻人。
四、新媒体环境下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选择
有效应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要求我们能够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在战略目标上必须确保“立得住”，在战略能力上必须确保“扛得稳”，在战略路径上必须坚持“走出去”。
1.战略目标上确保“立得住”
“立得住”就是要使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当下的现实态上能够让人民“真信”，在历史发展的历时态上能够让人民“一直信”，在全球范围的共时态上能够让人民“自信”。为此，一是要扎牢优秀传统文化根基。要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深入挖掘真正体现中国价值观的优秀文化资源，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以增强文化自信；要根据人民大众的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用群众接受的表现形式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增强文化自觉; 要在大中小学全面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由中宣部、教育部主持统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教材，纳入各层级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以建立国民正确的历史文化观。二是要形成社会主流价值标准。要摈弃各种无意义的学术争论，着重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认同”，为形成社会主流价值奠定理论基础；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扭转以党风、政风为重点的社会风气，为形成社会主流价值奠定现实基础；要特别注重以生活化、通俗化、亲民化的真实故事，广泛传播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物、事件，为形成社会主流价值奠定实践基础。三是要推动国家意识形态落地。要着力提升各级党组织执政的民众满意度，增强党政干部的执政使命和执政能力，通过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让国家意识形态“能够落地”；要着力加强意识形态理论对发展的科学指导，增强理论的先进性与引导力，通过增强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让国家意识形态“能够落得了地”；要注重意识形态理论对群众利益的实际关照，增强理论的实效性与人民性，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让国家意识形态“能够落好地”。
2.战略能力上确保“扛得稳”
“扛得稳”就是要使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大旗能够有人一直坚持“扛下去”，能够始终保持稳定“永不倒”，能够敢于竞争确保“打得赢”。为此，一是要善于赢得青年。进一步加强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在团中央组织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的基础上，可在国家举办的重点高校开办“青年共产主义学校”，培养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愿意跟共产党走、真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为民为党为国的政治担当、有忠诚服务国家的政治智慧、有领导谋划推动落实的治国能力的“接班人”，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大旗“代代有人扛、永远扛下去”。二是要勇于赢得群众。着力推动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工作，努力提升意识形态理论征服群众的可信度，切实解决群众的思想困惑和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真明白党的创新理论，真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 努力提升意识形态理论面向群众的普适性，善于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进行通俗化传播，让人民群众理解得了党的创新理论，听得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确保人民群众与我们党同心同德，在未来的发展实践中“愿意扛旗、能够扛旗、一直扛旗”。三是要敢于直接较量。进一步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的竞争力与引领力，明确要求坚守和拓展各类思想、文化、舆论阵地，要敢于同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进行正面、直接、有效的较量，批判和揭露西方各种不良社会思潮时要做到稳、准、狠，坚决清除各种非议、质疑和杂音，在同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面前不犹豫、不观望，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躲闪、不徘徊，绝不让邪气压倒正气、歪理压倒真理、负能量压倒正能量，旗帜鲜明地亮剑、理直气壮地发声、有理有据地批判，确保在应对新媒体环境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中“敢打、能打、打得赢”。
3.战略路径上坚持“走出去”
我国伴随经济上“走出去”，在思想文化上也要“走出去”。“走出去”就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发展世界各民族的多样性文化，力图用中国价值观影响世界，要主动出击、主动应战、主动回击，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中国理念、中国道路的同情、理解和认同。为此，一是“走出去”要彰显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要作好中国文化、中国价值“走出去”的顶层战略设计，主动向世界各国人民阐释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中国价值的重大意义，坚持向对外传播的文化产品灌注充满正能量的中国文化和正确历史观的中国价值，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⑤，推动中国文化产品满足全球经济市场、文化市场的需要，奠定我国意识形态的经济实力、价值实力，用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二是“走出去”要彰显中国理念的感染力。要作好中国思想、中国理念“走出去”的长远战略规划，敢于在各种国际场合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思想和中国理念，不断提升我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应对复杂问题的勇气、底气和正气，坚持推动在国际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中融入中国智慧，坚持促进在国际秩序的深层次改革中发出中国声音，用中国思想和中国理念参与国际规则的重新建构。三是“走出去”要彰显中国道路的世界示范力。要做好蕴含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道路的“中国方案”“走出去”的前瞻战略部署，始终站在人类进步利益的立场上，主动回应世界各国人民的热切期盼，自觉承担和履行好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的国际义务，坚决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进步的价值立场，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中国精神，用中国力量维护国际秩序的权威。
总之，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媒体环境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在准确把握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渗透实质的“变”与“不变”、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渗透”与“反渗透”、意识形态渗透方式的“传统”与“创新”等基础上，加强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有机结合，积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1]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张骥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若干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3]王永贵:《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西方主要意识形态透视》,《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4]李艳艳:《如何看待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势》,《红旗文稿》2015年第14 期。
[5]李江静,徐洪业:《准确把握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新形势》,《红旗文稿》2015年第22期。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②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
③张骥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若干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8页。
④张建明:《从战略高度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求是》2015年第21期。
⑤《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208-209页。
（文章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2期）